我讲AI讲了这些年,有一个话题每次都会被问到:会不会管得太严,把产业压垮了。
十月十六日我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课时,把英国一百六十年前的一部法律搬了出来,作为这个问题的参照。演讲结束有位企业家问我:现在AI出的东西,条款会越写越多,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一部法律。
那天我讲完就走了,没有答好。
现在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问错了。该问的不是“会不会管太严”,是“这套规则的适用前提,到写它的时候还有效吗”。
一部当年完全不荒谬的法律
先说清楚这部法律是什么,因为它在中文语境里被传得有点变形。
1865年7月5日,英国议会通过《铁路机车法》(Locomotive Act 1865),9月1日生效。中文里通常叫它“红旗法案”。
这部法第3条规定:每一台蒸汽机车,必须配备至少三名操作人员,司机、司炉、旗手;其中旗手要在车辆前方不少于60码、约55米的地方徒步前行,手里举着红旗,持续警示附近的骑手和马车夫,必要时示意车辆停车,车也必须听旗手的。第4条规定,公路上最高时速4英里,城镇和村落里最高2英里,违规罚金不超过10英镑。另外还要求夜间在车前车后各装一盏灯,禁止鸣笛。
顺带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红旗法案规制的是蒸汽机车这类机动车辆,不是“每一辆在路上跑的马车”。红旗是机动车辆前面那个人举的,用来提醒行人和马车。马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简化成“马车前得有人举红旗”,严格讲是不准确的。
现在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看,这显然荒谬。汽车前面得站着一个人举旗子,限速两英里每小时,还不许鸣笛。
但你把镜头拉回 1865 年。
那时候伦敦的街上跑的是什么?马车。满街的马车,马蹄声、车夫吆喝声。街道窄,人行道和车行道还没分开。而蒸汽机车是什么?12 到 14 吨重,排出的煤烟遮天,锅炉往天上喷蒸汽,噪声震耳,而且真的会惊马。一匹受惊的马拉着马车在窄街上狂奔是什么后果,那个年代的人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部法律在当年是完全正确的。它解决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公共危险,不是某个行业为了保护自己编出来的伪问题。
议会辩论里有人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低等的马看到机车通常会变得胆怯。这句话就是整个立法的安全基础。
那它错在哪?
它错在活过了适用它的那台机器
这是全文最要紧的一段。
红旗法案是针对 1865 年的蒸汽牵引机写的。到了 1880 到 1890 年代,更轻、更快、更安全的内燃机汽车出现,规则没有跟着技术走。研究者后来指出,这些规则“本来就是为笨重的蒸汽牵引机写的”,等到技术换代,“这些一刀切的规定开始显得像专断的惩罚”。
一条针对 A 写的规则,在 B 出现的世界里继续运行,它就从安全措施变成了发展障碍。而且不是“稍微有点碍事”,是整个技术门类被按住了。
接下来是时间线。
1878 年,《Highways and Locomotives (Amendment) Act 1878》把旗手的距离从 60 码减到 20 码,郡议会可以发给机动车执照。红旗还在。
1896 年,《Locomotives on Highways Act 1896》正式把 3 吨以下的“轻型机车”排除在那些限制之外,限速放宽到每小时 14 英里。红旗制度这才实质终结。
从 1865 到 1896,整整三十一年。中间真正改变局面的不是最初那一次立法,是它一次一次被小修小补拖了三十年。
有人会说,是马车制造商和车夫游说施压,英国因此丢掉了汽车产业的先发优势。这个说法在中文舆论场很流行,也确实有人主张。但学界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法律史研究明确指出,“英国丧失早期领先地位”这一判断存在不同意见。这条流传最广的结论,我不能当成定论讲给各位。
我要讲的是另一个更确定的部分:规则的技术前提过期之后,没有任何人负责把它更新掉。
这才是路径依赖真正的机制。
不是利益集团阻挠(那只是加速器),是规则和现实之间那段没人盯着的时差。
规则杀死的不是当年的技术,是以后的整个门类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琢磨的地方。
红旗法案在 1865 年并没有禁止汽车。它规定的是:机动车辆要减速、要有人工警示、要夜间装灯。这套要求对当时的蒸汽机是合理的。
但技术换代之后,规则没有跟着换代,于是它变成了对所有机动车辆的普遍限制。这时候它做的事,不是保护公众,是把一整个技术门类按在原地。
有意思的是 1896 年 11 月的那一幕。法律生效后,30 辆汽车参加伦敦到布莱顿的比赛,车队在出发前把象征性的红旗一把火烧了。
再往前一点,同年 1 月 28 日,英国肯特郡 East Peckham 的一位 Walter Arnold 被罚了 1 先令加诉讼费,因为他骑车时速 8 英里。那是世界上第一张超速罚单。
一百三十年后,伦敦到布莱顿的老爷车拉力赛每年还在跑,起点那面红旗是这一百年传统的纪念物。
一百六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在今天仍然是一个产业每年拿出来办一次活动的理由。这大概就是路径依赖最深的样子:规则早就没了,但它改变过的那套动作,一直留到今天。
欧洲那份 AI 立法,我得说两句不那么讨喜的话
讲座上我讲了一句:欧盟成员国 AI 水平被压制得很严重,核心原因是它的立法。
这句话在现场说得挺顺,但回来我自己查了数据,得修正。
2025 年,欧洲 AI 风投 2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是历史纪录。欧洲的月活大模型用户数大约是美国的两倍,多数欧洲国家的 AI 采用率还高于美国。
那“被压制”的说法从哪来?从另外几个数字来。全球新增 AI 专利里,欧洲只占 3%,美国占 70%,中国占 14%。欧洲 AI 创业公司的后期融资金额,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九分之一,而且超过一半的后期资金来自海外,主要是美国。
所以真实的图景不是“欧洲被监管压垮了”,是一个更麻烦的悖论:欧洲人用得很热闹,投得也不少,但钱和专利都留在了别人的生态里。
这个数据来自 Prosus 与 Dealroom 的《State of AI in Europe: The Invisible Giant》报告,我得提醒一句,这家机构本身是欧洲的大型科技投资者,报告的政策主张明显偏向扩大欧洲的本土资本,所以它的结论带有立场。
那把话说回来。监管是不是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我没有能力把“立法严格”和“后期融资外流”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清楚。
能说清楚的是另外一件事:2026 年 7 月,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CCIA)发布的一份欧洲初创企业调研里,79% 的受访技术创业者说,过去一年他们被“监管摩擦”绊住过;将近四分之一说合规成本吃掉了超过 30% 的预算;24% 在考虑或已经考虑把总部迁走。
这份调研我要打个折扣再说:样本量和方法没有公开,委托方也没披露,而 CCIA 本身正在推动欧盟简化数字立法的倡议。它的数字不能当成中立结论用。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监管摩擦是真实存在的一笔创业成本,而且企业自己是这么算的。
至于这笔成本值不值得、该不该由立法者来替全社会付,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原来那句“核心原因就是它的立法”,说得太重了。讲座现场说,容许有一点即兴发挥的空间;写下来,就不能这么讲。
我们自己这块,原则其实早写好了
聊完国外,回到国内。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有这么一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及其在有关行业和领域的服务应用,完善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监管方式,制定相应的分类分级监管规则或者指引。
这句话里有三个词值得看。“与创新发展相适应”,这是红旗法案教训最直接的对应,规则得跟上技术。“科学监管方式”,对应的是当年限速值缺乏技术依据、被批评为“显得相当随意”的那一段。“分类分级”,对应的是不能一刀切:当年内燃机汽车出来以后,旧规则没有把技术类型区分开,这是红旗法案失败的技术原因。
所以原则层面,我们这块其实不落后。
真正难的是另一件事:凭什么保证写在文件里的“适应”,能落到具体规则上。
法律史研究给的红旗法案教训,最终收敛到几条要求上,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适应性。规则不能是静态的,必须定期复核和更新,能力阈值、算力门槛这类东西要随技术变化而变。另一条是技术专业性,监管者必须有技术能力或外部技术支持。还有一条是防止监管俘获。
我特别留意到的一个细节是:那项研究里有一句话,说这种规则“不应要求一个拿着红旗的人走在算法前面”。
这句话跟一百六十年前那个画面撞在一起,我停了一下。
律师能在这里做什么
讲到这里,有点职业自觉冒出来。
我们这行每天在做的事,一半是写规则,一半是读规则。写合同条款、写内部制度、写合规手册。这些东西一旦写完,有效期往往是三五年,而它面对的业务环境可能两年就变了。
红旗法案的教训落到我们这行,翻译过来其实很朴素:你写下来的东西,得有一个复审机制,而且复审的触发条件不是“出事了”,是“环境变了”。
我见过不少企业的合规手册,写得很细,五年不动的也有。手册本身不违法,也没出乱子。但如果它里面写的那些前提,比如某个业务模式的合规判断、某个环节的责任分配、某个审批口径,早就跟实际业务对不上了,那这份文件其实处在红旗法案的状态上。它还是当年那台机器的说明书。
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是:写完规则,要顺手写下“这份规则在什么条件下失效”。写不出这个条件,说明写规则的人没想清楚它依赖什么前提。
这件事在 AI 领域更急。因为 AI 这条线上,规则的适用前提过期的速度,比过去快了一个量级。
我那天没答上来的那个问题,现在可以补一个答案了:会不会有一天 AI 出的东西条款越写越多,变成另一部红旗法案。
会。但真正需要防的,不是条款多,是没有一份条款会主动失效。
作者简介: 陈石律师(主页 chenshi.ai),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部主任,宁波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第七届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聚焦建筑房地产、投融资、并购重组及商事争议解决。曾获多家法律媒体与专业机构认可,荣登 LegalOne 2025 中国区建工及房地产实务先锋 45 强、律新社 2025 年度管理合伙人 20 佳(华东),入选《商法》The A-List 法律精英,获评 ALB China 区域市场十五佳长三角地区律师新星,并获律新社 2024 年度并购领域品牌之星。长期为万科、华润置地、信达地产、保利置业、招商蛇口、中海地产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承办“首宗百亿地王”“长春第一高楼”“台州第一高楼”等代表性项目,累计服务项目投资额超千亿。近年来持续推动 AI 与法律实务融合,强调以结构化方法打通技术逻辑、法律判断与商业场景;著有《赋能法律人:AI 底层思维与应用范式》,并在多地开展相关主题讲座与分享。